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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资源使用， 拒绝花架子
一些地方在脱贫攻坚中，“有的为了尽快见到‘扶贫效果’，把扶贫资源集中用到少数人甚至非贫困户身上”;“有的地方在移民搬迁中，硬性规定每年要完成的搬迁人数并逐级下达，导致‘急就章’式搬迁后资金、土地矛盾显现”。
如何实事求是地看待和追求“扶贫效果”?扶贫资源该如何科学使用?如何谋划在前，科学确定移民搬迁规模、目标任务和建设时序?记者日前走访了贵州多个州县的贫困户和一些易地扶贫搬迁的新家园。
扶贫效果不能“堆盆景”
“光好看不顶用不行，效果要实打实”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食用菌产业园区，一个个大棚整齐排列，洒雨镇下龙村的裴心国终于有时间坐下来盘算一下今年的收入：“两个棚净利润将近10万元，脱贫没问题。”
2017年初，在外打工多年的裴心国听说家里发展食用菌种植，想回来看看但心里又没底：没钱没技术，能不能干成?“一个大棚能上1.6万根菌棒，4块钱一棒从公司买，政府出2.5元。收菇后，公司扣除1.5元的成本，剩下的是纯利润，额外开支也就是水电费。”扶贫干部的一番解释，让裴心国坚定不少。
“别小看政府补贴的两块五毛钱，它起一个杠杆作用，既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也能解决贫困户没有资金的难题。扶贫项目光好看不顶用不行，效果要实打实，得让贫困户实实在在受益。”安龙县农业局农业园区办负责人张勇说。
2017年4月，裴心国租了两个大棚，热火朝天干起来。“一个月给菌棒注一次水，注意控制大棚温度就好。”6月开始，香菇进入盛产期，看着每天都在往上冒的香菇，裴心国很激动：“剩下的就是每天捡菌，一个菌棒产菇1.5至1.8斤，公司以每斤4元的价格收购，最多的一天捡了2000多斤菇，很有搞头。”
“这里气候适宜，食用菌种植技术要求不算太高。扶贫资源怎么用，效果行不行，不是项目越大越好，得让乡亲们评判，决不能摆花架子。”安龙县负责同志说，去年食用菌产业带动全县5000农户1.9万人实现脱贫目标，其中精准贫困户4000户1.52万人。据介绍，不仅在园区，县里已经在多个乡镇建起了大棚，农户在家门口也能种。
扶贫资源不能“垒大户”
“既考虑共性问题，又兼顾个性需要”
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对待扶贫资源有着不同的做法，有的不顾贫困地区的个性需求，搞平均分，精准度不够;有的为了早见效，图一时摘帽，把资源集中用到少数地方、少数人身上。这些都是扶贫工作不务实、不扎实、不真实的体现。扶贫资源该如何科学精准地分配使用?
走进盘州市盘关镇贾西村，刚从刺梨园区下班的村民瞿玉克听说记者来采访乡亲们的脱贫情况，急忙招呼到家里坐。
“上头有好政策，但我们还要看装进自家兜兜里的。”瞿玉克拿出一个资料袋，里面有股权证、分红本、务工工资单，“6亩地入股合作社种刺梨，每年保底分红2400元;‘特惠贷’贷了5万块，一年分红3000元;财政扶贫资金分红600元;我和老伴儿在园区打工，一个月工资加起来2500元。一年下来，能攒下不少钱。”
既有入股分红，又有工资收入，还有相关补贴，为啥现在的收入种类有这么多样?
瞿玉克所在的贾西村，4年前还是深度贫困村。2015年，盘州所在的六盘水市推开“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扶贫资源被激活。
“整合各类资源，以股份合作为核心，以股权联结为纽带，引导贫困户参与发展，把分散的人、地、钱资源集中起来，既考虑共性问题，又兼顾个性需要，确保扶贫的精准性。”盘关镇“三变”办主任何正国说。
盘关镇以贾西村为核心区，联合海坝村、茅坪村等7个贫困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总社。公司参股介入，组成天富刺梨产业园区。7个村级合作社作为分社加入总社，形成“公司+总社+分社+农户”的合作经营模式。
有限的扶贫资源既没有简单平均化地“排排坐，分果果”，更没有“垒大户”、用在少数人身上。联产联股联心，在贾西村，584户1691人入股村级合作社，入股率达81.1%，其中120户贫困户258人全部入股。
贾西村村支书龙涛介绍，“三变”改革整合涉农资金，目前已将320万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折股量化给120户贫困户，实现资金分红7.2万元，户均增收600元。同时将符合政策条件的29户贫困户的“特惠贷”资金145万元，整体打包入股合作社，每年每户获得6%的入股分红。目前已实现分红8.7万元，户均增收3000元。
移民搬迁不能“急就章”
“搬家前来考察过，住着心里有底”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白皮书显示，2016年和2017年已顺利完成589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今年将再实施约280万人的搬迁建设任务。很多群众故土难离观念很重，易地扶贫搬迁如何有序推进，如何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临近傍晚，贵州安龙县九龙小区里，居民吴正院经营的小吃摊忙碌了起来。“这里不错，附近啥都有，方便。”一年多前，吴正院一家六口人搬进了小区。老家离县城有60公里，一栋破瓦房，喝的是水池里储存的水。
搬迁并不是易事：既有老人进城是否适应的困扰，又有进城以何为生的焦虑。但吴正院心里是有底的，因为搬之前，她认真考察过。
那天下着毛毛雨，一辆大巴车拉着吴正院和村里的其他几十人，一起向新家出发。这不是正式的搬迁，而是先来看看未来可能生活的地方。车在一排崭新的住宅楼前停下了，老乡忙问：“在这里停下干啥?”
“家”到了，不是想象中孤立的几栋房子，各类商铺已经开张，一片繁华。附近有教育园区，学校已经入驻。产业园区里工厂已经开始生产，厂子门口贴满了招聘公告。
“新家到底好不好，靠老乡们亲眼看、口口相传，比干部说得天花乱坠效果好。”安龙县移民局局长刘兴安说，“县里先根据环境容量、生产力布局规划小区，再确定易地扶贫搬迁人数规模及分布;先摸清家庭结构和群众住房需求，再精准建设各安置新区房屋数量和户型;先确保有稳定岗位、稳定收入后，再组织搬迁。”
“不能‘急就章’，也不能凑任务，而要超前规划，逐步推进。”刘兴安说，确定搬迁人数后，没有一下铺开，而是先少一点、稳一点。以城北安置区为例，一期项目中，2016年搬迁了26户92人，2017年搬迁194户，1000人入住，正在修建的二期工程可容纳1万人入住。
对搬迁后的生活是否满意，从吴正院说起收入时腼腆的笑声中可窥见一二：“小摊一天有200元左右收入，能顾上家，也不累。”
华灯初上，吴正院忙碌着，人们陆续回到移民新小区。屋里明亮的灯光，锅里冒着的热气，传来阵阵暖意。
